医者阅世美国版“红歌”

昨夜星辰昨夜风雨 2020-10-16 10: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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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版“红歌”


文/岑瀑啸



我首次听到“红歌”这个词肇因于薄熙来事件。读了报纸再看中文消息,得知“红歌”这个概念意在颂扬中共。但我现在谈的是赞颂美国的三首歌曲,依次是“星条旗”(美国国歌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美丽的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和“这是属于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

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来,对美国人所拥有的国家自豪深感体会。这种自豪感并非缘自物质优越,或者其娱乐文化在全球大行其道;而是因为美国人深深觉得自己的国家与众不同,其特色多优越于地球上其他地方。

我在天普大学接受心脏专科训练时,业余时间在同校修美国历史课,授课老师深受历史学家弗莱德里克腾拿(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影响,腾拿在189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新开辟地在美国历史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文中谈到美国人自己感到的国家特性(national character),不是基于其“悠久历史”---当时美国建国尚不足150年;而是基于她很可能拥有的美好的将来--预计的光辉未来(glorious future)。套句中国词语即“前程似锦”。

回顾最初抵达新大陆的那些欧洲移民,包括开发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镇(James Town)的先锋者,和自“五月花”号(May Flower)登陆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 (Plymouth)的清教徒,他们带来了欧洲工业革命前的文明,迥异于当地印第安人的文明。我们都知道,后者当时已遭严重破坏,因为最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如哥伦布及其下属,带来了以天花为主的疾病。

在此提一点,我认为早期欧洲移民在得到当地人帮助后没有即时恩将仇报,还个别主动学印第安文化。但在印第安人阻止他们从沿海向内地开荒种地时,正值欧洲人对魔鬼(Satan)恐惧的时候,觉得印第安人是反上帝的(Antichrist),于是大开杀戒。而这些美国先民们所见的美东沿岸地方的原始森林,以及人烟稀少的情形,已是印第安人文化急剧失落的后果。

其实,最早期的移民过着最艰苦甚至极为原始的生活,詹姆斯镇1607年开头的一两个冬天,到埗的10个人中有8个病死或饿死;除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历史和人类学已考证,当地有人在严冬偷偷挖出死尸来煮食,那是同村别家死者的遗体,掩埋入土不到一两天。尽管如此饥不择食,1620年从五月花号上登陆者还是有一半人活不到一年。后来,那些开始时全靠得到土著印第安人帮助而幸存并逐渐繁荣的新移民觉得,欧洲文明是非常优越的。脱离英联邦后,特别是法国印第安人战(French Indian War)后,一些在美国的欧洲人大举向西部开发,宗旨之一,就是把欧洲文明包括基督教及其文化、学校等等,极力宣扬。这些欧洲后裔觉得自己和一直居于大西洋彼岸的先辈不一样,他们不单止有文明,而且有面对自然的勇气和野性。

这当中,美国地理上的特色,成了造就美国人个性的重要元素。这里的气候没有接近北极的严寒,也没有赤道附近的酷热,幅员广阔,有大片适合耕作的土地,蕴藏的自然资源丰富无比,使来到美国的世世代代的人感到,这片土地就代表了机会。他们觉得,美国精神就是既奠基于欧洲的文明,又具有开发土地耕田养畜、砍树盖房,修筑道路,兴建教堂等等的创业决心和无畏气概,是文明人通过征服自然而大大加强的独特个性。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自我定义的有棱有角的形象,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亚洲随处可见的广告上,特别映入我脑海的是万宝路的牛仔,骑着骏马在原野驰骋,于金黄色的夕阳映照下,悠然抽起一支香烟,目光远望如同畅想热血的明天,使人觉得何等自信和矫健。

历史学家腾拿认为,新开辟地(frontier)对美国人个性的影响具决定性作用。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新开辟地的一页已经结束,因为1890年的人口普查宣布新辟地已开发完毕。当时美国人已经把整个西岸,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正式占据宣告拥有主权,领土横贯北美洲加拿大以南广袤的疆域,一直伸展到太平洋。

顺便要提的是“开国者”们命名独立战争的军队叫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是因为华盛顿等人曾设想整个北美大陆,包括英国占有的现加拿大和西班牙占有的现加州、新墨西哥、阿利桑那、佛罗里达,法国占有的路易斯安那等,终有一天都会像英国人将荷兰人从后者的“新阿姆斯特丹”(现在的曼哈顿岛)赶走,和把德拉瓦河沿岸,现在的德拉瓦州(Delaware)的芬兰人和瑞典人村落拆散后一样,将之夺取过来,占领全北美是迟早的事。

勇猛拓展新开辟地这种野性豪放的形象,是一直被美国人引以为荣的。他们一向对中央政府的干涉比较敏感,抵抗意识强烈。这在全民医疗的“难产”上可见一斑。

欧洲很多国家很早已经实施全民医疗,这当然源自他们在20世纪初、中期抗菌素、手术、麻醉、输血等手段令医疗有效,特别是二战之后的反省,希望避免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等等,于是积极加强社会安全网。相比之下,美国在这方面是稍为逊色一些,全民医疗在过去几十年一提再提,俱遭失败,直到奥巴马这次,都是通过巨大的妥协,才制定出一个所谓全民医疗改革方案,它的漏洞仍然很多。美国民众对大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抵触情绪很高。

说起来,美国全民医疗的理念在20年代已经萌生,联邦政府尝试使之得以实现,特别是到30年代罗斯福掌权的时候,其新政(New Deal)之一部分是建立老人的退休金制度,原希望把老人医疗纳入其中。那将是全民医疗其中一个层次的内容。但结果当时白宫提也不敢提全民医疗,因为连退休人士医疗都已遭到很大阻力,所以最终通过的只有退休人士的退休金,即社会安全金(Social Security)。

到了60年代中也就是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时,1965年退休人士医疗 (Medicare)和穷人医疗(Medicaid),在高唱人权运动的环境下得以实行。

对强化联邦政府主持下的社会安全网及类似法律条款,美国人比欧洲人的抵触情绪高得多。美国人就算自己“落难”,经济上陷入困境,通常认为是暂时的,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有广阔的其他州和地域可以大展拳脚,“各人头上一方天”,怀才不遇的心态比较少。而欧洲社会传统以来有固定的宗教,各地区教堂对当地风俗和思想的稳定影响,知识文化上的精英(aristocrats)和王室的贵族等中坚力量支撑,以及基于阶层(class)的土地所有制。美国没有欧洲这些制约(也因幅员广大,内部矛盾很容易调节,不大依靠这些严格的社区契约)。所以美国人对权力(authority)充满怀疑,对“领袖”缺乏信心和信仰。由于他们对阶层等级的不容忍,和对自身的个人力量以及个性主张与选择的尊重,令很多社会改革缺乏支持的基础。

任由人性发挥的话,每个社会都会愈来愈两极分化,所以通常改革对处于劣势的人总是多加照顾,这也是左派(liberal)的主张。美国人特别是右派(或称conservatives)却相反,觉得困厄时通过利伯维尔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通过征服自然可以脱困。美国资源丰盛,富于机会,社会大众比较容忍贫富分化。在他们心目中,包括落难的底层人觉得今天我虽然穷,或者明天我会出人头地,而且不靠邪门歪道, “偷抢拐骗”,钻法律空子上位成为巨富,而是通过自己合法地运用智力和体力去创造前途,成为主宰命运的主人,在物质上的体现便是变成有钱人。

这里不得不提起美国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例如20世纪初期,在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领导下,已经设立了很多国家公园,把它们作为保持美国的“野味”--野生原始的风味(wilderness)。当时自有资本和工业发展蓬勃,且美国人没见过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可是,公众对划地为公园并未表示反感。美国人是很注重保护这些国家公园的。那个年代,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么放纵的国度,能够主动保护自然界,是非常难得的。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美国除了把发展工农业作为成功的一个目标,还认为自然界的美是美国的可贵特色。

我学了腾拿关于新开辟地的论述之后,对美国人精神有另一层次的认识。小时候我只觉得美国物质丰富,科技发达,优越的制度能让研究人员和有商业头脑的人大展宏图,各种人才都有机会发展。学了腾拿理论,我深感美国人自认的优越性不只在于制度,还在于敢作敢为,勇于创新,自我管理、决定命运的自豪感。

当然有时社会的现实让那些在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不能完全用自豪感解释自己的困境或开解自己,他们本以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翻身,摆脱贫困。谁知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有些美国人会将这种委屈---不能舒缓自己物质上的困境和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的愤懑——发泄出来。于是他们对外来人的抗拒很容易被煽起。比如每一个时期对新移民的抗拒排挤,大部分都来自社会底层的人。

事实上,每个有外来人口涌入的地方均如此。相对于本地土生土长几代的原居民,远离家园的新来者其物质和工作机会大多比较缺乏。他们因为愿意接受低薪,导致同类工作的酬劳被压低,还不免分薄了当地穷人所获的社会救济。因此自豪感并不一定可以成为自我安慰的源泉,未必具有足够的自我鞭策的力量;它在那些身处逆境的原居民身上,可以激发对外来人的轻视甚至敌意。



上文提到一些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士,尤其是体力劳动者,人文方面的修养或历史知识有限,有时尤其在国家经济低迷期间,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包容性较低。上述人士在社会底层所受的苦,再加上美国人传统的优越感,使之可能将外来人作为歧视或不友善的对象,他们觉得是新来者抢去自己的饭碗和发展机会,遂以不友善的态度待之。

大体上美国的社会安全网,包括免费医疗、粮食票、社会安全补助;在校儿童和少年的免费早午餐;免学费的大学教育等。据估计申报所得税者大概有三至四成“真正”缴付了税款,也就是交税后并没有因收入偏低获退税——全退甚至政府倒贴钱。

这样一来低收入者要同不少一无所有的新移民瓜分这块社会福利大饼,从而造成相互之间物质利益的冲突,再加上前者本身的优越感,就很容易基于所谓“国家情结”歧视外来人特别是与自己不同族裔的人。尤其是那些大城市,移民聚居的地区,还有自感受歧视的本地黑人,对新来的移民如来自东欧或俄罗斯的白人更为不满,因为觉得这些移民不仅已经分薄福利大饼,而且还有不言之中的肤色优势,同时也有些亚洲移民对黑人歧视和不加掩饰的反感,激起同社区黑人的抗拒。

所以,美国人的优越感固然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即当他不够自信时,优越感能转成迁怒于他人,尤其在美国新开发地消失后,也就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之后,新来的人或本地已感到机会欠缺的人,再不能轻易地去远方开荒从而为人口密集的地区减压。政府会经常提起“前沿”,比如FDR罗斯福在30年代提出增强社会安全网,他就说我们现在的前沿转移了,不是地理上的前沿,和与自然的角逐,而要将国民因物质缺乏、机会缺乏而造成的需要作为一个挑战,而这种挑战就好像一个新前沿(New Frontier)。他用这个名词来讲新政(New Deal)。肯尼迪也一样,在60年代初苏联首颗卫星上天后,他鼓舞全国的人向太空发展(Space Program),将之视作新前沿。美国人就是这样念念不忘“前沿”。

从美国人的自豪感,我想讲到三首歌的历史,审视它的歌词和现今对它的篡改或省略,藉此从历史的角度看看美国的自我形象。

首先讲美国国歌《星条旗》(The Star Spangled Banner),构想出自1812年战争时期,我曾在前几篇文章提到这场战争。那是美国和英国之战,起因于美国对西部甚至当时英属的加拿大的控制,即将整个北美洲变成美国领土。

1814年在邻近马里兰麦克亨利堡(Fort McHenry)的海上,一个35岁的律师兼诗人弗兰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目睹美军抗击英军的情景后写了一首诗,题为《保卫麦克亨利堡》,内分四段,其中首段后来成为《星条旗》这首歌的歌词。

1776年独立宣言出炉时,13个自治区脱离了英联邦;1787年制定宪法时,这13个州的美国人还没有国家观念,来自13个州的55名代表,在费城某处举行闭会议商量妥协,最终达成让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的协议,叫做宪法。但这个宪法仍未使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人,其时每个州基本上独立进行对外贸易,各州自己发行钞票,制定法律等等。真正觉得彼此是一家人是在1812年战争时期。因为既然跟英国人撕破脸,各州更要加强互相的贸易—此时跟欧洲的贸易不再像以前那么轻松。所以在Ghent协议产生后,美国人开始觉得从此自己要对国家效忠了。

于是弗兰西斯作词的那首歌不胫而走,并于1931年正式成为美国国歌。歌词除了叙述美国人如何的英勇,星条旗如何荣耀地飘扬在堡垒上空,很多人并不了解原歌词的末尾,其中有一段讲到逃去英方的奴隶没有好下场,甚至是死路一条。当时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那些农场,主要种烟草,靠的是黑人奴隶为劳动力。而作者法兰西斯出身于农场,他家族包括其本人都蓄奴。1812年的美英战争就像独立战争一样,很多奴隶逃去参加英军,他们知道英国不是一个蓄奴国家,如果能去到那里,奴隶的身份便可洗去。

不言而喻,此歌如果照原词唱完就会令今人不快。末段基本上有点幸灾乐祸地认为逃去英方参军或效力于英军后勤的黑人战死,兼有敌视和嘲笑的意味。这些言语在南北战争后遭到摒弃或起码不再是“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由这个历史背景可见,就算美国国歌也有一段因不合时宜、有损和谐而被删除。

再讲美国另一首广为传唱的《美丽的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歌词作于1893年,出自一位英语教授凯瑟琳贝兹(Katharine Lee Bates)笔下。

话说当年7月间,贝兹自其任职的卫斯理学院所在的波士顿附近出发,乘火车到科罗拉多学院,去教一个夏天的课程,沿途饱览许多州的景致,不单自然风光美不胜收,而且目睹美国已成为比较强大的工业国,一片兴旺发达景象。但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既有铁路、矿业蓬勃发展,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家族崛起,也有令人感慨系之的另一面,例如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与生计已被破坏殆尽,其人口也零零落落。对此,贝兹以知识分子的天良发出告诫的声音。

现在一般都唱此歌的第三版,第一版第三段讲道:

上帝将他的荣耀照在美国之上,希望过去那些自私的掠夺,不再继续玷污自由的旗帜。作者看到资本主义残酷掠夺的一面,特别是正值Robber Baron时期,1893年的经济恐慌(Panic of 1893),就是与当时铁路股票泡沫有关,她觉得“1893年恐慌”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人的贪婪。

这首歌还唱道:因为一些人的崛起,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作者看到印第安人和黑人悲惨的命运和下场,当时是林肯黑人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30年纪念,也是眼泪之旅(Trails of Tears)半世纪之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于1830-40年间,将印第安人从南部赶去中西和西北部,设立所谓的保护区,使这弱势群体备受打击,伤心落泪的情景屡见不鲜。

可见这首《美丽的美利坚》并非一味善颂善祷,原先也包含了对美国的批评。

思潮澎湃的贝兹在下榻鹿角酒店后,立即挥毫写下心中感受。两年后的1895年,原诗刊登于《公理会教徒》杂志,藉以纪念美国国庆。它很快在普罗大众间传播,而贝兹则在1904年和1913年两次修订诗句。

此后出现了多首乐曲搭配贝兹诗句。其中渥尔德(Samuel A. Ward)在1882年所作的圣曲(Materna),于1910年被公认为配词最佳乐曲之一,流行至今。此曲的起源亦同原诗相仿佛:渥尔德夏天某日自康尼岛乘坐渡轮回到位于纽约市的家时,途中思如泉涌,即时用笔记下旋律。但他1903年逝世,未能见证该曲在全国各地形成的远大影响。贝兹则比较幸运, 1929年逝世前《美丽的美利坚》已脍炙人口。



在《美丽的美利坚》完成后的100多年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透过不同途径予以褒扬,希望使其与《星条旗》地位旗鼓相当,甚至取而代之成为美国正式国歌。在60年代初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特别是在冷战阴影下,人们对战争一触即发的担心,再加上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人不再钟情于《星条旗》的战争(1812年战事)起源,上述呼声尤烈,但迄今未能奏效。

此歌之粉丝认为,《美丽的美利坚》的歌词较《星条旗》易唱(后者上下音转得很快),其旋律优美,且易于转型为交响乐,为其他乐器改编演奏。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像《星条旗》那样有战争的味道。作为国歌蕴含火药味似乎始终是一个遗憾。在国家处弱势时固然对国民具励志作用,但“财大”之际便不想突出“气粗”以免过于张扬。反之,赞美自己国土的壮丽,人民的美好,内外亲和力自然更强。但也有论者认为应保留现有国歌征战杀伐的况味,以提醒后人不忘先辈的牺牲,并且警策民众居安思危。

末尾的争议,颇类似于《义勇军进行曲》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今天的中国国歌,基调是突出警钟长鸣时刻备战,还是重视建设经济为先?确属见仁见智。邓小平曾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既然如此,还要继续号召国人“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吗?面对核弹火箭的攻击,士兵光凭血肉之躯能抵挡得住?

扯远了。美国虽一直有舆论建议将《星条旗》换下来,或者争取两个国歌并列,却均未成事。国歌还是最好不要因时而易吧。

不过,9-11之后美国的大型赛事,往往唱完国歌还再唱《美丽的美利坚》,某位著名歌手更在演唱后者第三段毕,情绪激动涕泪齐流。个中种种因素耐人寻味。

还要提出的是《美丽的美利坚》渥特(Ward)之配曲,在1952年之前一直被沪江大学(Shanghai College)的校歌采用。该校建立于1906年,是由美国的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联手创办的教会大学,位于离黄浦江不远的杨树浦军工路,环境优美,校园建筑尤其精致。它曾培养出著名诗人徐志摩和李公朴、夏志清等自由主义知识精英。50年代初中国政府实行院系调整,全国各地13所教会大学悉数被撤销。沪江被分拆,各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和上海财经学院,校址移归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学)。校歌乐曲自然面目全非。

所幸者,沪江大学校友在香港太古设立的沪江小学,还有在台湾创立的沪江高中,校歌依然沿用渥特的曲子。

第三首“红歌”“这是属于你的土地”,歌词作者戈斯里伍迪(Guthrie Woody)系社会主义者,他1940年写作时本意在批判美国的资本主义。他当时给歌词冠之以《上帝曾保佑美国》的标题,每一诗节以同一诗行结尾:“上帝曾为我保佑美国。”这是模仿1918年柏林(Irving Berlin)的一首歌,即广为流传的《愿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嘲笑之。里面基本上是说这国土是工农阶级劳动人民的,不是仅属资本家和金融大亨的。但歌词从地理上的美丽着笔,冷战及其后美国人将之看成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一首歌,它受到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青睐,甚至与其他几首歌一样,被推荐取代《星条旗》成为国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由社会主义者作词的歌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先后被共和党里根、老布什竞选时使用。众所周知,共和党是利伯维尔场的先锋、右派系。许多人不清楚歌词诞生的历史,以为它纯粹夸赞美国,对作者的背景茫无所知,或者忘记得一干二净。

归根到底,美国人自己感到的独特性,主因是建国初期对自己命运担忧的一种表现。他们觉得上帝特别选择了我们,要格外考验我们。这种独特性并非我们现在想象的一种傲气,而是面临困境以之开解自己的途径。就好像犹太人几千年来到处被人迫害、歧视、驱赶,他们自认为是上帝钟情并拣选出来予以特别考验的人(the Chosen People)。也相当于中国古圣人孟子所云:“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但这种观念到后来有所变化,盖内战(南北战争)对美国人是很大的挫折。

他们觉得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理念和宗旨开明,比其所脱离的欧洲优越,到南北战争烽烟一起,自以为有永久脱离野蛮的高招的美国人,也重蹈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覆辙---英国人镇压苏格兰和爱尔兰,西班牙天主教誓言铲除犹太教及其他派别,都上演了同一国家的民众彼此兵戎相见的一幕。当然,为防止国家分裂,有很多次是联邦政府向南部农场主们(他们把黑奴作为主要劳动力)妥协,使多个新成立的州成为蓄奴州。例如1820年密苏里妥协,1845年从墨西哥手里把德克萨斯州抢来之后,与其协议妥协。1850、1860再妥协。

决定新开辟的西部的州是否视为蓄奴州,当时的着眼点不在黑人地位是否平等,而是怎样使用土地和资源的问题,是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厂矿、铁路,开大农场,还是兴办庄园式使用奴隶工作的农场。北方的银行家、金融界觉得发展资本主义利伯维尔场,包括劳动者拥有自主权利,才能使商家和开工厂的资本家充分利用所垄断的原料、市场,并促使工人们自行压低薪金,才最大限度地使用他们的钢材和经由铁路运输工业成品等等,此种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途径当然是同南方有别,后者实行的是农业国的做法。

所以,这里面涉及两个不同的概念,关系到将美国引向哪个方向发展,土地资源怎样使用,而不是解放奴隶与否的问题。那些新开辟的州蓄奴与否完全是表面的分歧,最后妥协不成,南北战争爆发,对此美国人总是觉得搞到这个地步非其所愿。他们一向对自己国家的韧性和协调能力具有高度自信,却因此遭到很大的挫折,虽然仍以之为上帝特予的考验。

这种美国人的独特性与新辟地相伴。1890年之前很明显,美国人一路向西部开发,表现出大无畏的开拓与进取精神,新辟地消失后他们对之缅怀不已。他们认为本国技术、工业方面的发展,继承了这种开天辟地精神。例如福特将流水线制造汽车的概念拓展,使全球到处是“Made in USA”的车。一战、二战美国军火工业更使其跃升至世界强国地位。

此后到20年代30年代,荷李活娱乐业蒸蒸日上,蓬勃的文化产业迅速将触角伸到各国,将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全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荷李活娱乐事业风靡全球的同时,美国并没有安于小就。她扼守兵家必争之地和争取菲律宾盛产糖和橡胶等战略原料,包括向夏威夷、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等地扩展影响。夏威夷固然在太平洋位居要冲,波多黎各和古巴紧邻南美更不用说。也对加勒比海地区加以控制,否则欧洲将比较容易插手北美。尤其因为当时的南美遍布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等的势力。

当时美国尚不及英联邦强大,美国人把自己向外扩张的胃口解释或归功于英国人的血脉,以身为安格鲁撒克逊的后裔而自豪,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手腕和力量。而二战后当美国越来越强大时,就想跟英国有些区别,极力表白其手腕和力量不是要建立一个巨无霸的帝国。当时美国人传统上不认同以大政府及强大军力治国。

按照当时的国内舆论,美国无意建立帝国,而是谋求将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精神推向全球,也就是旨在输出美好的文明。

这种说法并非美国一家独有,北京的宣传也与之如出一辙。我小时候在中国看到的海报,“全国河山一片红”,画面上可见亚非拉人民穿着各种民族服装的不同肤色人士,众星拱月般簇拥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身旁。这样的海报潜台词一目了然:将红色向全球散播,和他们视为敌对象征的“白色”分庭抗礼,最终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控制战略要地和掌握原料资源的欲望(如果这种谋略在那残酷的“文化大革命”层出不穷的年代存在的话)是不方便挑明的。

说回美国。她在20世纪初自称向世界推广民主自由,而非英国模式那样建立并维系一个跨越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美国政府把管治权交由当地人继续掌握,让其当家做主,自组政府,并逐步建立起美国模式的政治和市场体制。

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大不列颠帝国还占有全球最多的领土,加拿大、非洲、印度、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米字旗触目皆是。

不过,其时美国国内也有不少反殖民反扩张的人,例如马克吐温就是突出的代表,他觉得我们在1776年宣布独立,并不惜打了一场历时8年之久的仗,导致无数家庭要么家破人亡,要么就是由于政见各异而永远分道扬镳。换句话说,当日之战无非就是为了脱离英联邦帝国,那么为何我们这些后人要抛弃国父们的建国理念,而朝着成为世界霸权的方向发展呢?与马克吐温相似的此类反对向外扩张的声音堪称比比皆是。但到后来,美国人慢慢容忍拥有及发展强大军队,有的人还引以为豪。当然在全球的工业生产和交通能源要求日益上升之际,美国人则开始认为强大的军队是为了帮助维护世界和平,并帮助其他地区建立民主社会。

多少年来,不少美国人自认在国际社会代表民主力量,否认干预他国内政。而美国这种将自己看得很美好的习惯或惯性,也反映在现在面临严重经济挑战的时候。凡是左派的增强社会安全网的行为,比如说奥巴马医疗改革(起码当局是以此为标榜),被右派说成把美国弄到“社会主义化”的临界状态,茶党的口号是;“把美国还给我们”,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以前的美国是小政府的,是每个公民有自决权力的,劫富济贫的举措,不符合美国人独立、无畏、创业的传统之精髓。

说到此,不妨提一提“斯大林之问”。那是20世纪20年代,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像烽火般到处蔓延,比如说巴黎就有很多中共早期的人,像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到法国留学后,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学到很多社会主义理论,然后带回中国。斯大林对此很感兴趣。他问道:为何欧洲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沃土,美国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名叫勒夫斯顿(Jay Lovestone),向斯大林解释说:因为美国幅员广大,工人易于迁到他州另寻生计而使雇主于劳工的矛盾舒缓,工人运动不容易像欧洲一样发展,美国人有向前沿拓展的经历,自建国以来直到1893年都如此,这种传统影响极大。美国不像欧洲,她没有过去的地主阶层,没有封建主义,富于社会和经济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即社会上升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欧洲那些面积较小的国家。一句话,相对自由的空间给美国人以机会,他们也就可能忍受较大的贫富差距。

的确,无论一般的欧洲人或斯大林,对此是不容易理解的:何以美国工人在饱受压迫时,都没有发起与欧洲同样规模的工人运动呢?美国也有工人运动和工会,在老罗斯福(Teddy Roosevelt)的时代(Progressive Era),立法实施40小时工作制,给予有薪假期,以及不准使用童工等等,这些基本的福利待遇都是那时起逐步争取来的,只不过没有欧洲那么彻底、轰轰烈烈。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许多,不少是对美国批评。我虽然在中国生活了20年,但当中大部分时间比较懵懂,未有成熟的观察力,也没有自己的思考角度,缺乏生活经验。我有的是直觉,但没有机会及时深入学习,读一些应付学校考试以外的书去补充自己观察力的不足,我知道一辈子都是无党派的父亲自有清晰的社会理论,但他未必感到中国的社会环境适合与当时年纪尚轻的我畅谈政治和历史,我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概念。二十岁之后的我除了直觉之外,还有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读书机会等等,这使我在每个周末与居港的父亲通过电话交谈时,看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我对美国的感情很深,批评与赞美同等重要。






说明

本文写于2012年,选自岑瀑啸《医者阅世:一位心脏科医生的思考》(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岑瀑啸,佛罗里达医院心血管专科医生。她爱好绘画、书法。著有《医道凝眸》和《医者阅世》,这两本书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均被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收藏。她在2012年被奥兰多市选为“Mills 50”画师之一。





堂主兰川:自由写作者,自媒体【者也读书会】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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