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泽驿站 | 王宁:音乐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

奔跑的蜗牛2050 2020-09-27 13:10:01

原文标题:

音乐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

———基于 85 后大学( 毕业) 生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的质性研究

文章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摘要] 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遇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大多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情境,很少从转型社会的角度来考虑。对于中国这样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对外封闭到对外开放的转型国家来说,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对中国青年一代的文化消费趣味缺乏解释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常态社会的基础上。如果说,在常态社会,布迪厄的“对应论”揭示了阶层在代际延续过程中的“文化消费趣味的纵向传递机制”,那么,在转型社会,这种趣味的纵向传递机制断裂了。新一代人无法从父辈的阶层地位得到趣味的传递或延续。基于对广州的 85 后大学( 毕业) 生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偏好的质性研究,本文提出了“文化消费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的观点。


[关键词] 音乐; 趣味; 布迪厄; 转型社会; 分享

一、引论

文化消费选择是消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在这方面,布迪厄的区隔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趣味决定文化消费选择,而趣味则是由阶层地位所决定的。他的这一理论,被学者们称为“趣味与阶层对应论”( homology thesis) 。按照这一理论,地位越高的阶层,越倾向于选择高雅的文化消费产品。反之,地位越低的阶层,越倾向于消费通俗或流行文化产品。可见,在文化消费上,趣味构成社会区隔的符号。


本文的目的是与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进行对话。尽管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布迪厄的这一理论进行了批评和修正,本文的视角却有很大的不同。已有对布迪厄理论进行批评和修正的学者,大都采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资料,少部分则采用发展中国家( 如土耳其) 的实证资料。但是,鲜有学者采用转型国家( 即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国家) 的文化消费事实来与布迪厄的理论进行对话,而这些转型国家独特的经验事实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去批评布迪厄的“对应论”。可以说,布迪厄的“对应论”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它暗含的一个隐蔽的前提条件是,社会是稳定的、具有连续性的。与之不同,笔者将采用一种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世代差异的视角。本文将说明,社会转型本身有助于解释,在转型国家,何以文化消费趣味与阶层并不十分对应,以及何以代际之间呈现出文化消费趣味的断裂,而代内在很大范围内呈现出文化消费趣味的趋同。


在中国,文化消费趣味的状况与布迪厄所说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有很大出入,它更多地体现为代际区隔和代内趋同。例如,在音乐消费上,年轻一代体现出明显的“审美世界主义”趣味。他们比上一辈更喜爱欧美和日韩的流行音乐,而年长的一代则更偏好中文歌曲,呈现出审美本土主义趣味。他们各自在“世界主义 vs. 本土主义”的维度上,呈现出差异。在这里,文化消费品位所区隔的,更多的是代( 以及城乡群体) ,而不是社会阶层。那么,为什么布迪厄的“品位与阶层对应论”在中国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呢? 本文将以广州 85 后大学( 毕业) 生的音乐消费为例,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造成文化趣味的代际区隔和代内趋同的影响机制。本文将说明,就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这种机制是一种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互联网及其同辈分享群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及其批评

布迪厄用法国的实证资料说明,文化消费存在社会阶层的差异性。社会阶层的分类标准,不仅仅是通过经济资本,而且也要把文化资本包括进来。这两种资本的组合,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趣味。同时拥有更高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社会阶层,体现出高雅并需要昂贵的财力支撑的文化消费趣味,而那些同时缺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阶层,则体现出较为低俗的文化消费趣味。那些拥有较高文化资本,但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本的社会阶层( 如教师) ,则追求“先锋”的趣味。布迪厄认为,趣味具有社会区隔的作用。人们通过在文化消费中显示出自己的趣味,而实现与其他阶层的区隔。但各社会阶层成员并不仅仅满足于这种区隔,他们还围绕趣味的合法性进行竞争,即对趣味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评判权或立法权进行竞争。


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自提出以后,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批评或修正。例如,皮特森通过音乐消费的定量研究发现,地位高的阶层成员同时也消费低端趣味的文化( 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 ,他们的文化消费显示出“杂食”的特征,而地位较低的阶层成员则往往只能消费低端趣味的通俗文化( 或流行文化) ,因而显示出“单食”的特征。因此,阶层之间在文化消费上的区分,不在于趣味的“高雅”和“通俗”,而在于“杂食性”和“单食性”。


埃里克森则从工作场域的角度揭示了公司内部不同阶层在互动中趋向于寻求共同趣味而不是趣味区隔。他认为,趣味的展示是与场域相联系的。布迪厄的“对应论”主要体现在竞争性场域。但是,在工作场域,公司内部主要是一个合作性场域。公司内部的成员不论其阶层地位如何,彼此之间需要加强合作。如果成员突出趣味的区隔性,显然不利于成员之间的合作。因此,在工作领域,人们往往通过在某种共同的趣味上展现出与他人相似性而拉近彼此的距离,强化彼此的合作关系。


霍尔特则基于美国的田野资料对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进行了修正。他发现,美国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在文化产品( cultural objects) 上的区分并不显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趣味相同呢? 霍尔特认为并非如此。美国人的消费依然体现出阶层的区隔性,但这种区隔不是体现在文化产品的选择上,而是体现在文化消费的实践上。换言之,同样一个文化产品,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美国人通过文化实践来显示文化资本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作用。


乌斯坦勒与霍尔特则依据土耳其的田野资料揭示出,在经济资本相同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是否追求西方生活方式上产生区隔。那些具有高经济资本但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本的中产阶层,偏好于本土化生活风格。与之相对,那些同时具有高经济资本和高文化资本的中产阶层,则偏好于西方化的生活风格。因此,社会阶层在文化消费上的区分,存在一个新的维度,即全球化( 或世界主义) 与本土化( 本土主义) 的维度。


上述各种对布迪厄理论的批评,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批评或修正了“趣味与阶层对应论”。但是,上述各种与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的对话,均是建立在欧美或一些与欧美在政治 -经济结构具有类似性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基础上的。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从转型国家的视角来与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进行对话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我所说的“转型国家”,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国家。


转型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阶层地位的重新洗牌。以中国为例,中国新近崛起的经济精英,可能还来不及在文化消费上进行与其经济地位相对应的趣味方面的训练和准备,因此常常呈现出经济地位与文化消费趣味上的脱节。转型社会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伴随着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全球化过程。这使得它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引入西方的新兴技术,实现新兴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而其中的一些传播和影视技术( 如互联网、社交媒体、音乐网站) ,则对文化消费趣味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化产品,包括流行音乐,也被引入到这些国家。


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在对待外来文化产品和文化生活方式上,中国的不同世代体现出很大的差异。以音乐为例,老一代的“音乐惯习”在他们所经历的计划体制时期就基本定型,他们对外国流行音乐没有什么兴趣,而年轻一代则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西方流行音乐的大量引进的过程,因此产生了对西方流行音乐的兴趣和偏好。在对待外国流行音乐的态度上,不同的世代体现出较大的差异,而世代内部则呈现出较大的相同。


这种对外国文化产品的趣味、兴趣和偏好,可称为“审美世界主义”。与之相对,只对本国文化产品感兴趣的现象,则可称为“审美本土主义”。世界主义是国际市场营销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它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墨顿的“本土人与普世者”的社会学论述。这一范式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不同阶层、群体或世代之间在文化消费趣味上的差异。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本文将分析社会转型期年轻一代音乐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趣味的形成机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与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进行对话。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设计是建立在曼海姆的世代理论之上的。在曼海姆那里,世代( generations) 分析不同于生命周期分析。生命周期的分析只侧重人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而没有把时代背景纳入到分析的框架。而世代分析范式则超越了生命周期的分析范式,它不是去分析同一代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而是去分析不同世代的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但在于年轻的后一代与年长的前一代人在现时点上因年龄不同而呈现出的区别,而且也在于后一代人与前一代人在各自年龄相同时( 位于不同的时点) 而呈现出的区别。从世代分析的角度看,两代人在思维模式、情感反应模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不但来源于年龄差异,而且主要来源于各自在不同的时间位置上所吸纳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作用的差异。即使老一辈人和新一辈人也可以在某个时间段上存在着相同时间位置的交集,但这一交集时段的时代背景对不同世代的人的影响深度是不同的,新时代的新现象对于处于初期社会化阶段的人的影响更深。而老一辈人的心理结构则在他们年轻时已经被当时的时代背景形塑过了,已经基本定型了,这种定型的心理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时代的新事物的影响发挥某种程度的“免疫”作用。可见,世代的分析是一个比生命周期分析更宏观的概念,它把社会背景对人的影响作用也纳入了分析框架。正因为如此,世代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背景对世代的影响作用,以及代与代之间差异的社会结构根源,它特别适合于分析社会转型。世代的差异折射了转型期间的社会结构转折和变迁。


从方法的角度看,世代分析既可以做世代比较分析,也可以做单世代分析。世代比较分析侧重于对不同世代在各自年龄相同( 位于不同的时间位置) 时的比较。老一代人回忆自己在与新一代人年龄相同时的情形,而新一代人则阐述他们自己当下的情形。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揭示出社会的变迁。世代比较分析采纳的是“双重主位”视角,即分别从两代人的“主位”的角度去叙述他们的生活经历。单世代分析则只分析某一个世代的情形。单世代分析采纳“单一主位”视角,即从某个世代的“主位”立场出发,让受访者去叙述他们所“感知”到的他们自己与前一代的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单世代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揭示造成某种新的主体性状态( 如趣味、兴趣、偏好) 的影响机制。这种方法由两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宏观背景分析; 第二部分是对某个世代的经验研究( 常常是质性研究) 。本文采用单世代分析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部分大学( 毕业) 生中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个由大学( 毕业) 生所构成的总体( population) 。这种现象就是外国流行音乐的趣味及其形成机制。因此,本研究的抽样的目的不是要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要尽可能穷尽有关青年群体中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热的各种因素,以达到“资料饱和”和“理论饱和”。鉴于中国的“二元社会”的特点,本文所研究的外国流行音乐消费现象,只限定在城市社会,不包括农村社会。


本研究采取了目的抽样的方式,所选取的受访者均对外国流行音乐有兴趣。在选取受访者时,特意排除了音乐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受访者的选取尽可能涵盖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以及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受访者年龄最大为 31 岁( 1986 年生) ,最小为 20 岁( 1997 年生) 。为了行文的方便,他们在文中被统称为“85 后”。之所以不选择小学生和中学生,而选择大学( 毕业) 生,是因为大学( 毕业) 生的音乐生活有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他们对自己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毕业) 的音乐生活的叙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音乐趣味形成的“过程”资料。而中小学生则刚刚开始音乐生活,还无法提供有关“过程”的资料。文中出现的受访者的名字全部为化名( 见表 1) 。访谈工作开始于 2017 年 4 月,并于同年的 8 月结束。课题组采取了半结构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访谈资料。所有访谈都在征得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录音,录音以逐字的方式被誊写成文本。课题负责人借助 NVivo 10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



四、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趣味结构与趣味形成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消费趣味的形成模式与常态社会的不同。在常态社会,历史具有连续性,社会阶层结构的格局没有急剧变化,因此,阶层成员的文化消费趣味存在着家族传递性。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趣味与阶层地位相对应是合乎逻辑的。例如,在西方的“常态”时期的贵族家族中,父辈的经济资本不但可以让子辈继承,而且可以通过昂贵的精英式的教育消费( 如美英的私立贵族学校) 而转换为子辈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事实上,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所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趣味的纵向的阶层-家庭传递体制。家庭不但可以让父辈的文化消费趣味传递给子辈,而且父辈可以借助自己的高经济资本的优势,通过让子女接受昂贵的优质教育的途径,把自身的高经济资本转换为子辈的高人力资本,并同时提升子辈的高文化资本及其高雅的文化消费趣味。因此,父辈的与自身阶层地位相匹配的趣味,得以传递给子辈。


但是,一旦社会进入非常态时期,如革命时期或急剧转折时期,文化消费趣味的形成就难以充分用阶层或家族传递机制来进行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转型破坏了阶层地位的代内和代际延续性。就中国来说,在近六十年的时期内,发生了两次社会转折: 第一次社会转折是 1949 年的革命。那次革命消灭了旧贵族。先是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然后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灭了资产阶级。同时,国家也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而新的精英阶层大多来源于草根,他们或者是具有战功的军人,或者是工人和农民。它导致的结果是,与这些“剥削阶级”对应的文化消费趣味即“高雅”的趣味,失去了阶层的携带者。随着“剥削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部门成为文化趣味的“立法者”。


从国家的角度看,只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目标的文化消费趣味,才具有“合法性”。对西方古典艺术的欣赏趣味,被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部门认定为资产阶级的趣味而遭封杀。同样,西方的流行音乐也被斥责为“靡靡之音”而遭禁止。国家所确立的合法的文化消费趣味体现为: ( 1) 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能发挥革命和政治动员作用的艺术( 如革命歌曲、“文革”期间的红歌) ; ( 2) 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被国家意识形态所改造过的传统民族艺术( 如《东方红》《刘三姐》《五朵金花》等电影中的传统民歌) ; ( 3) 被意识形态部门所改造过的,用革命的内容来取代帝王将相内容的传统高雅艺术( 如“革命样板戏”) 。李娜娜通过对《歌曲》杂志的内容分析,也证实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歌曲主要是意识形态载体,它与后来市场化改革中作为“精神消费品”的流行音乐在歌词内容、表达方式、歌曲节拍、歌曲调式、歌曲调号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


在国家意识形态支配下,当时的居民缺乏文化消费的自主性和选择自由,只能被动地消费国家所供给的各种文化产品。由于这些产品数量较少( 如“文革”期间只有八个“样板戏”) ,并被宣传部门借助广播和放映渠道反复播放,人们被迫不断重复消费这些文化产品。久而久之,人们呈现出相同的文化消费趣味,即有关公共情感和集体情感的趣味,在音乐形式上则是紧凑有力的节拍、高昂热情的调式和高调号。可见,在那个时期,居民的文化消费趣味是被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部门所形塑的。即使少数人( 如知识分子) 具有布迪厄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趣味,迫于政治环境的压力也不敢显示出来。在音乐欣赏上,居民大都呈现出被动接受的状态,因阶层差异而导致的文化消费趣味的差异,并不突出。很显然,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对那个时期中国居民的文化消费趣味和选择偏好,并不具有解释力。


显然,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部门对文化生产和传播管控,使得文化消费趣味的纵向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被瓦解。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化,西方音乐包括高雅音乐,被禁止进入中国。这使得那个时期的一整代人基本上都缺乏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及其相应的趣味。同时,西方流行音乐也被国家斥责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而遭禁止,他们也没有机会体验这些流行音乐。显然,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霸权地位,使得居民的文化消费趣味趋同化。以音乐为例,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的“音乐社会化”导致他们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音乐惯习”,即对充满正能量的、政治正确的、表达集体主义价值和情感的革命歌曲和( 被意识形态改造过的) 传统民歌的欣赏习惯。如果说,布迪厄的“趣味与阶层对应论”意味着趣味等级是与阶层等级对应,呈现出层级结构,那么,在中国,由于各阶层之间在音乐消费趣味( 抒发政治化的集体情感) 上呈现出较大的同质性,趣味结构呈现为一种扁平结构,而非等级结构。这种扁平的趣味结构对中国的第二次社会转型期间居民的文化消费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当代的第二次社会转折,是 1978 年底启动的“改革开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国家对文化消费的意识形态管控没有放弃,但逐步在放松和弱化,先是港台流行音乐,然后是欧美和日韩的流行音乐,开始慢慢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于 2000 年初加入 WTO 之后,外来流行音乐进入中国大陆的速度加快。


在改革开放之前,那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由于他们在青少年成长时期缺乏养成高雅文化趣味的阶层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并没有养成高雅的文化消费趣味,同时也未能对外国流行音乐形成兴趣。当这些 50 后、60 后在改革开放以后生儿育女,做了家长,其中的一些人成为经济精英以后,由于他们自身缺乏高雅音乐的兴趣以及对外国流行音乐的兴趣,他们的子女也就无法从他们这里得到高雅音乐趣味以及审美世界主义趣味的传递。因此,在改革开放后,趣味的阶层传递机制并不存在。阶层与趣味发生脱节。


相应地,85 后对外国流行音乐的兴趣,不是从他们的父辈那里获得的,而主要是从同辈群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那里获得的。如果说,趣味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是一种趣味形成的内生性机制,那么,趣味从同辈群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那里获得的机制,可以称为趣味形成的外生性机制。前者属于趣味的纵向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后者属于趣味的横向的分享型扩散机制。


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的新技术也被引进中国,如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 85 后,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知识上远远胜过父辈,使得父辈的在这一方面的文化权威下降。由于许多知识都可以通过网络搜寻而获得,青少年在文化消费上并不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如果说,父母喜欢外国音乐也会使子女喜欢外国音乐,那么,同样可能的是,父母对外国音乐不感兴趣,子女也可能对外国音乐产生兴趣。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影响,85 后可以很容易了解外国的流行文化,包括流行音乐。这种网络技术的革命,进一步瓦解了趣味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


因此,当他们的父辈还习惯于听中文流行歌曲的时候,在中国城市社会中的许多 85 后开始对欧美和日韩流行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尽管 85 后与父其辈在流行音乐这一点上,其实是没有多大差异: 这两代人中的大多数人均对古典音乐或高雅音乐不感兴趣,但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即音乐审美趣味的世界主义与本土主义上,两代人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在 85 后大学( 毕业) 生群体中,有颇大一部分对外来流行音乐有兴趣,但他们的父辈却大多没有这种兴趣。原因之一,在于两代人在各自年轻的时候,所面临的外国音乐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接触外国音乐的机会上,存在巨大差异。很显然,用趣味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无法解释 85 后对欧美和日韩流行音乐的消费热情。那么,85 后这一代人是如何形成对外国流行音乐的消费趣味和偏好的呢?


五、私人情感抒发与审美世界主义趣味

的形成机制

85 后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在 1950、60 年代出生的。在那个时代,外国音乐( 除了苏联歌曲) 在中国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因此,那一代人从小就缺乏欧美音乐的熏陶。同时,由于英语教学不正常,大部分人都没有掌握英语,这也妨碍了他们对欧美歌曲的兴趣。从访谈中我们得知,85 后对外国流行音乐的兴趣,主要不是来自于父辈的影响,而是来源于英语教育、同辈群体和网络媒体(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 的影响。85 后在音乐消费上的审美世界主义,不是经由趣味的纵向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导致的,而是由趣味的横向的分享型扩散机制导致的。


01

 85 后大学( 毕业) 生所感知的在音乐欣赏趣味上与父辈的差异

尽管从统计上,85 后的家长对西方音乐感兴趣的人数的比例不大,但从逻辑上看,却存在这一类型。因此,大致说来,在外国音乐消费上,85 后的家长有这么几种类型: 第一,85 后的父母喜欢音乐,包括喜欢并熟悉外国音乐。例如,谢燕告诉我们,她喜欢音乐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父亲放的外国音乐 CD,觉得很好听。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母给她买了 CD 播放机和外国音乐 CD,然后她就喜欢上了听外国音乐( 14-谢燕) 。第二,85 后的父母对音乐有嗜好,但只听中国音乐,不听外国音乐。冷夏说,她在读小学的时候,父母就在家里添置了音响设备,经常买音乐光碟来听,但主要都是中文歌曲,没有外国歌曲。在父母的影响下,她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她对外国音乐的兴趣则是后来自己养成的( 05 -冷夏) 。第三,85 后的父母对音乐没有嗜好,对外国音乐更是缺乏兴趣。裴笑告诉我们说:“[外国歌曲]他们应该完全不听吧。因为我爸妈英语都不是太好,我爸属于哑巴英语,我妈属于英语彻底的不太好,所以他们不太听,然后,韩国[的歌]更不会听,他们喜欢大陆的[歌]。……我喜欢欧美歌曲和韩国歌曲完全都是我自己的兴趣,我有时候会推荐给他们听,但是他们反应很冷漠,然后我也没有跟他们交流我的音乐爱好。”( 02-裴笑)


裴笑的例子有典型意义。我们的许多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对外国音乐的嗜好没有受到父母影响,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迷上外国流行音乐的。按照裴笑的解释,她的父母之所以对外国音乐不感兴趣,是因为英语不好。英语成为妨碍父辈形成英文歌曲欣赏兴趣和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85 后的父辈在读书期间,中国的英语教育水平还比较欠缺,英语学习的音像资料匮乏,使得那一辈人即使有些人懂英语,也只是侧重阅读,而不具备听和说的能力,这妨碍了他们对以英文为载体的西方音乐、包括西方流行歌曲的兴趣。但对他们约束最大的,还是国家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控制。由于国家的禁止,外国音乐在中国不具有合法性,他们也就无从接触外国音乐,也就谈不上对外国音乐的兴趣。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在音乐欣赏上形成了审美世界主义。


02

85 后大学( 毕业) 生在音乐欣赏上的审美世界主义趣味

1. 青春期的私人化情感抒发需求与外国流行音乐偏好

 

85 后的父母在年轻的时候,尽管也有青春期特征,具有个体或私人情感抒发的需求,但是,由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他们无法通过音乐的欣赏或歌唱来抒发内心的个体化或私人化情感。相反,他们只能通过当时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歌曲”来表达政治化的集体情感或公共情感。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港台音乐登陆中国大陆,才让他们找到了抒发私人情感的音乐工具( 如邓丽君的歌曲) 。但即便如此,由于不懂英语,也缺乏接触外国音乐的机会,他们大多没有形成对外国音乐的兴趣和偏好。


85 后大学( 毕业) 生则不同。他们的青春期的个体化或私人化情感的表达,免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禁锢。而他们的私人化情感体中,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处于生理发育期,在心理上具有很强的情爱抒发需求。这样的个体化的情感抒发需求,需要有针对性的音乐工具来满足。而外国流行音乐中,恰恰是表达情爱的流行歌曲所占比重最大。冷夏说: “高中的时候会听外国情歌多一点……那时候听歌就是听心情吧。”( 05-冷夏) 另一方面,他们处于成长过程中,面临很大的学业压力,经历不少成长的苦恼,需要借助音乐来舒缓压力,释放内心的紧张情绪。而外国流行音乐也能非常好地满足这种需要。赵曼回忆说:“我初中的时候……很喜欢 Dido 这种听了很想死的歌。因为初中的状态是,就是典型的那种初中生都会犯的通病,觉得自己看起来随大众,但是心里都会觉得自己很孤独,很想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发泄出来。”( 16-赵曼)


为什么 85 后大学( 毕业) 生的情感抒发会选择外国流行音乐来实现呢? 他们当然也会选择中文歌曲,包括港台歌曲。但是,由于他们有机会接触外国流行音乐,因此,外国流行音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抒发内心私人化情感的方式之一。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经过中外文歌曲的比较,他们更倾向于听外国流行歌曲。解新解释了自己偏好外国流行歌曲的理由:“[外国流行音乐]听起来比较欢畅,能够影响自己的心情。也会听中文流行音乐,感觉中文流行音乐也有进步,但跟外国的比起来还有差距。曲风、歌词比较保守,中文的歌词比较拘谨,国外的比较奔放,口语化的内容比较多。中文流行音乐中喜欢港台的多于大陆的,但也会听大陆的流行音乐。中文歌手中比较喜欢周杰伦。”( 03-解新)


2. 音乐消费上的感性比较与审美世界主义趣味

 

我们从受访者那里感受到 85 后大学( 毕业) 生爱好外国流行音乐的热度。一方面,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外国流行音乐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例如,章蓉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听,就是我每天都一定会听的。”( 11 -章蓉) 外国流行音乐于她就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由于经常听外国流行音乐,他们对外国流行音乐的风格和类型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细致鉴别能力。尽管其中有些人自称不懂专业的音乐词汇,但对于资深的外国音乐爱好者而言,具备必要的外国流行音乐知识是欣赏外国流行音乐的必要条件。解新说:“比较常听外文歌曲,欧美、日韩都有。比较偏好摇滚、电子,说唱也有。喜欢这几种是因为节奏比较轻快,在打游戏的时候听此类歌曲能够比较亢奋。也有针对性的歌手偏好,日韩的比如鸟叔,欧美的黑眼豆豆、林肯公园。喜欢的歌曲比较多,比较难挑出说最喜欢哪几首。”( 03-解新)

 

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听外国流行音乐的。在小学阶段,大家基本上都只听中文歌曲 ( 包括粤语歌曲) 。到了中学以后,才改为听外国流行歌曲。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听外国流行歌曲是一种生命周期现象。蕙霖告诉我们: “其实我听中文歌都是小学的时候,就像孙燕姿啊、周杰伦啊这种,可是最近出的这些[歌手],像薛之谦这样火的,我都没怎么听过。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外文歌。”( 07-蕙霖)


大致来说,85 后大学( 毕业) 生在中文歌曲和外国歌曲的偏好上,存在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中文流行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都喜欢的群体。第二种是更多地听中文流行歌曲,但也会时不时听听外国流行歌曲的群体。第三种类型的群体是更偏好于听外国流行歌曲,虽然也不排除听听中文流行歌曲。第三种类型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当被问及为何不太喜欢国内流行歌曲,而喜欢外国流行歌曲时,受访者给出的原因是,当下中文歌曲不如外国流行音乐“好听”:“说实话,现在会排斥现在很多的中文[歌],刚上架的[新歌]。不是真的去排斥,就是去试听这些新歌后,就会发现,天啊,真的很一般,完全没有听下去的欲望。……原因真的很简单啊,就是听不下去,并且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听一百首歌基本上九十首歌都不好听。然后就[觉得]花的[时间]成本很大啊。我听一百首才能听到几首好听的,还不如直接去听外文歌曲。”( 01-肖斐)


章蓉也表示,中文歌曲现在能听的也就是一些数量有限的老歌,新歌就越来越不好听。她去网易云音乐网站听中文新歌( 推荐歌曲) ,“真的没有感觉”,“有些失望”。但是,去听外国的新歌,就不断有新奇感( 11-章蓉) 。赵曼则说,她不喜欢国内中文歌曲的原因,是觉得国内的歌曲“不真诚”,“歌词太模式化了,”经常是 “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16-赵曼) 。齐毅也说,中国的流行音乐,好听的都是老歌,“听来听去也就是那几首”。新歌就没有什么好听的。但是,去试听欧美、日本的歌曲,就“越来越有 feel”,觉得人家一直在进步( 09-齐毅) 。


可以看出,85 后大学( 毕业) 生对外国流行歌曲的偏好来源于他们对中外流行歌曲的感性比较。这种反差性体验导致他们偏好外国流行音乐。谢燕说: “听歌时,[会]优先选择外文歌。就是说如果时间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先去听国外的歌曲,因为国内歌曲更新出来的真正好听或者比较值得收藏的少很多。”( 14 -谢燕) 不仅如此,随着积累的音乐体验和音乐知识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偏好于外国流行音乐。喜欢爵士乐的吴非也说: “应该说不得不选择听外国的流行乐吧,像在国内,你几乎找不到玩爵士乐玩的好的。Funk 就更加不用多说,它可是人家一整个时期都在发展的音乐风格。”( 17-吴非)


3.“好听”作为喜欢的标准

 

在访谈中,我们的受访者均表示不听国内外古典音乐或纯音乐。裴笑的说法有典型性: “我不喜欢听纯音乐,因为我觉得太单调了。”( 02-裴笑) 换言之,他们只喜欢听流行音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流行音乐不需要专业的音乐知识储备和训练,在音乐欣赏上不存在专业门槛。因此,“好听”成为他们喜欢外国流行音乐的主要原因。吴非说:“我几乎什么音乐都听的,因此很难找出一个比较确切的原因,要真的说的话,就是‘好听’,对于我来说,只要一个音乐质量好,表达出来的东西有意思,并且音乐性好,那么我就喜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都在探索不同风格的音乐。”( 17-吴非)


而音乐好听不好听,虽然也受歌手的嗓子、唱功和歌词的影响,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旋律。周娴说,一首歌好听不好听,主要“是歌曲本身的旋律。”她回忆起大二期间在操场跑步因为听到 Oasis 的歌《Live Forev-er》和《Don’t Go Away》而深受触动的情境。她至今不能忘记歌曲所带给她的美妙的体验( 15-周娴) 。谢燕说: “一般来说,首先歌曲的旋律要好听,让人容易记住,这[才]是歌曲本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14-谢燕)肖斐也表示,只要旋律好听,即使听不懂歌词,也不妨碍他们对外国流行歌曲的喜欢( 01-肖斐) 。


03

审美世界主义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

既然青年一代在音乐欣赏上的审美世界主义不是源于父母的影响,那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概括起来,英语教育制度、同辈群体互动和网络媒体( 互联网、音乐网站和音乐 APP) 是主要的影响机制。

 

1.英语教育制度

 

在很大的程度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懂某种语言,就无法理解以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反过来,如果了解了某种语言,就架设了通往理解和喜欢以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的桥梁。改革开放后,中学英语教育是中国推行“走向世界”( 全球化) 战略的一部分。而学习外语是让青少年喜欢外国流行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按照有关规定,中国的初中生必须学习英语。在城市,甚至小学生就必须学习英语。在英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唱或欣赏外国流行歌曲,是英语教学的内容之一。它对学生形成对外国流行音乐的趣味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王睿说,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播放了猫王的歌,觉得很好听,就慢慢喜欢上听欧美流行音乐了( 13-王睿) 。解新告诉我们说: “初中的英语课上,英语老师第一节课就让同学学唱西域男孩的《My Love》,这个事件激发了自己对外文歌的兴趣。”( 03-解新) 可见,英语教育是一种英语老师和学生之间分享外国音乐趣味的方式。


裴笑解释了为什么在学英语之前,不会对英文歌曲产生兴趣: “[尽管小时候经常接触外国歌曲],但是我小时候其实挺不喜欢英语歌,因为我听不懂。”不懂英语,就不知道英语歌的内涵,也就不会跟着唱,难以产生兴趣( 02-裴笑) 。从初中开始,学生开始能够慢慢理解英文歌词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听英文歌也成为英文学习的一种方式。林珑说,在英语老师的影响下,她把听英文歌既当作学习英语的方式,又当作娱乐放松的方式。如果觉得某一首英文歌好听,她就会抄歌词,并跟着歌手唱,借此练习英语发音( 04-林珑) 。


尽管旋律本身也可以让人喜欢外国音乐。但真正喜欢上外国流行音乐,还是在英语水平提高,能够听懂英文歌词的时候。只有理解了歌词,才能真正领会音乐的意境。蕙霖说,在初中的时候,听英文歌主要是一种从众现象,但是,只有到高中的时候,由于英语水平有提高,能跟着英文歌手唱,也能听得懂了,才发自内心的喜欢英文歌,连写作业时都要听英文歌( 07-蕙霖) 。齐毅也说: “我开始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就同时开始接触中文流行音乐和外国流行音乐了呀。只是说,真正喜欢上,还是自己英语水平好了以后,能够真正听懂外国流行音乐里面词的内容。”( 09-齐毅)

 

2.同辈分享群体

 

在某种意义上,喜欢听外国流行音乐是 85 后大学( 毕业) 生所共享的一种时尚。同学作为一种同辈分享群体,对他们的外国流行音乐偏好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同辈分享群体是导致对外国流行音乐的趣味扩散的一个重要机制。由于听外国流行音乐是一种时尚,因此,听外国流行音乐更容易融入群体,被同辈群体所接纳。蕙霖说: “初中那会儿,大家都听[英文歌]嘛,就是很酷,全班都听。加上那会儿学英语热潮,大家一起边听歌边学英语,然后我们就都听。”( 07-蕙霖) 解新也说: “初中开始听外国流行音乐。两方面原因促使自己开始喜欢流行音乐: 一是周围的朋友都会听,二是随着音乐软件的发展,自己更容易触及外文歌。”( 03-解新) 很显然,与同辈群体一道分享外国流行音乐是获得“表达同型”( Expressive Isomorphism) 的一种方式。


班级同学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共同学习,这种近距离、高频率的群体互动导致彼此更容易形成信息共享和趣味扩散。只要有少数几个获得过某种外国流行音乐的体验,他们就会在同学中传播这些外国流行音乐的信息,导致信息很快在同班同学中扩散。而一旦同学获得这种信息,就会按照这种信息去体验和尝试。一旦他们获得肯定性的体验,他们就会进一步向他人推荐。可以说,这种音乐消费趣味的趋同和扩散,是青少年获得群体认同的一个方式。对此,冷夏做了这样的描述:“小学的时候,大概六年级吧,教室里有电脑,班里几个很受欢迎的同学在放学的时候就会去电脑

上放歌,放的就是英文歌,比如说《God is a Girl》那些啊,那时候西街男孩也很流行。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听英文歌很特别,然后初中我就慢慢开始听了。在高中的时候,因为住校,学校又在郊区,生活就比较枯燥。然后晚修前或者课间大家就会上去放歌,放 MV,电脑上的歌单有几百首那样子。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一开始是不喜欢 Korean pop 的,就对韩国印象不是很好。但是班里同学很喜欢,为了融合群体吧,我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就会去音悦台找榜单,韩国每周新歌什么的,然后下载了回学校放,弄得自己好像很懂式的,哈哈哈。”( 05-冷夏)

 

同桌、近邻和同宿舍舍友之间是最容易在外国流行音乐的偏好上形成相互影响的。裴笑说: “我小学完全不听韩国音乐,我还很鄙视韩国音乐。我上了初中之后,发现我们班有很多人喜欢韩国音乐。我的同桌超喜欢韩流音乐……她经常会放一些她喜欢的歌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不错,我就下载了,下载之后我自己也去听,很喜欢。”( 02-裴笑) 谢燕也说: “高中的时候,我隔壁桌很喜欢外文歌,会分享给我,那时候我们就把 MP3 借给对方,去 copy 对方喜欢的一些音乐。她会也推荐好听的歌手的音乐给我。”( 14-谢燕)

 

青少年的音乐偏好也会受到兄弟姐妹的影响。林珑说,她对外国流行音乐的爱好,是从小受到姐姐和堂哥的影响的。他们喜欢听什么,她也跟着听什么,慢慢就喜欢上了外国流行音乐( 04 -林珑) 。王睿也说,他在初中的时候,看到表哥和表姐在听外文歌,由于他也开始学英语了,也跟着听,慢慢也喜欢外文歌( 13 -王睿) 。在这里,兄长或姐姐成为弟弟妹妹的文化消费趣味的角色。

 

对外国流行音乐的共同趣味,有助于增加人们之间彼此的情感。周娴说,发现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的音乐爱好的人,会感觉“灵魂更近一层”。如果互动群体与自己的音乐趣味不同,即使同在一处,总觉得关系上少了某些东西。周娴告诉我们说: “比如和我室友虽然我们有一些共同喜好,可是我们音乐喜好很不同,精神交流总是缺了一节。”例如,她舍友只喜欢听自己不喜欢的张惠妹、林忆莲之类的歌手的歌,不听自己所喜欢的曼森的歌,就“感受到了灵魂的阻隔”( 15-周娴) 。对 85 后大学生来说,听不听外国流行音乐,构成他们之间趣味区隔的一个标志。

 

3.网络媒体( 互联网、音乐网站、微博、微信与音乐 APP)

 

有些受访者认为,他们喜欢上外国流行音乐,是因为媒体。有时候,他们是从传统媒体如电影、电视或电视上的音乐节目( MTV) 听到了好听的外国歌曲,然后喜欢上外国流行音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受到新媒体( 互联网、音乐网站、微博、微信、音乐 APP 等) 的影响,尤其是音乐网站以及可在智能手机上安装的音乐软件( APP) 的影响。在访谈中,当被问及自己喜欢外国流行音乐是受什么人影响时,吴非说: “没有人。最早就是在互联网上听到一些喜欢的音乐,还有的是在打游戏和看电影时听到的。我听音乐是比较私人的一件事情,不同阶段会喜欢不同的[歌曲]....更多的是看我当时的心情和成长阶段。”( 17-吴非)

 

前面说过,好听不好听,是 85 后大学( 毕业) 生决定听不听外国流行音乐的原因。外国音乐很多,只有通过试听,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听。而现代新媒体则为人们体验外国流行音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解新说: “主要通过网络的方式获取音乐,通常用网易云音乐,里面有歌单,每天都会更新。朋友、同学也会推荐。”( 03-解新) 康晖说: 他“通过两种方式来追踪动态。一个是音悦台,另外一个是猴姆独家。音悦台是一个网站,猴姆独家是一个微博,是一个比较红的音乐主持,他会不断分享国外一些歌曲或者歌星的进展。”( 08-康晖) 谢燕也说: “主要是通过网络渠道,没有去购买正版光碟。通过网络的话,免费付费渠道都有试过。我一般会先把自己喜欢的歌记下来,然后开通一个包月的套餐,把喜欢的都打包下载下来。”( 14-谢燕) 为了获得音乐消费的优惠条件,85 后中的一些人会注册为音乐网站的会员,以获得欣赏和下载音乐网站有独家版权的歌曲的权利。肖裴告诉我们: “我同时是虾米音乐和网易云音乐的会员,虾米音乐的会员开了很多年了。”( 01-肖斐)

 

音乐网站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集中供给音乐,提供检索工具,并进行各种分类,提供各种音乐排行榜和个性化音乐推荐,并提供人们发表音乐评论和音乐推荐的平台,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上网试听和下载( 它们购买的独家版权的音乐则需单曲付费,或只有交了会员费的会员可以试听和下载) 。尽管音乐网站作为一个平台为人们的音乐消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最终音乐偏好的确立,还是靠音乐消费者通过试听来完成。通过试听,85 后找到与自己的心境和趣味相匹配的歌曲和歌手类型。试听的过程,就是在自己的主观偏好和音乐产品之间建立匹配的过程。这是一个主观趣味和音乐产品的互构过程。一方面,主观音乐偏好影响音乐产品类型选择。另一方面,音乐产品的愉悦体验形塑主观音乐趣味。因此,85 后的音乐消费趣味和偏好是通过消费实践获得的( Warde,2005) ,是音乐爱好者通过感性比较,而逐步确立自己的音乐欣赏品味和偏好的。有关音乐趣味与音乐产品的互构过程,康辉做了如下阐述:“我觉得没有人影响我,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是大众媒体的影响吧。我听音乐一开始是听华语和日韩的音乐,但是我慢慢就觉得这两种音乐就是特别千篇一律,我就慢慢地开始转向欧美音乐。这方面我觉得影响我的就是大众媒体吧,因为我经常会去网上浏览一些相关的信息。当在我浏览这个歌手的信息时,会有人推荐其他歌手,这样我就慢慢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演唱风格。”( 08-康晖)

 

可见,对音乐爱好者的消费趣味的形成最具有赋权功能的,是音乐网站,包括豆瓣 FM、百度音乐、虾米音乐、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等。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这些互联网上的音乐网站都有了 APP 版本,音乐爱好者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下载 APP,直接用手机登录这些音乐网站试听和下载各种音乐。尽管不同的音乐网站各有其特点,他们大都具有音乐个性化推荐、音乐排行榜以及各种类型的音乐精选,这既为不熟悉外国流行音乐的消费者提供了指引,也缩短了音乐类型与消费者的主观偏好之间的匹配过程。同时,网上各种私人推荐和音乐论坛,也影响了他们的音乐趣味的形成。

 

音乐网站既是一种音乐消费工具,同时也是一种趣味分享机制。一方面,作为一种消费工具,它通过购买版权,并以音乐分类和集成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音乐产品,并通过个性化推荐和排行榜,减少消费者的音乐产品的信息匮乏状态,从而为音乐爱好者的音乐欣赏进行赋权( empowerment) 。借助音乐网站的辅助,即使一个缺乏音乐知识的人,也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符合自己口味的音乐产品。从音乐电台的广播、音乐唱片、音乐磁带和收录机、Walkman、MP3、音乐光碟和激光播放机到互联网上的音乐网站和智能手机上的音乐APP,体现了音乐消费工具的不断进步和革命。而每一次革命,都促进了音乐消费的扩散。当代的音乐网站和音乐 APP,导致了音乐消费的革命。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趣味分享机制,音乐网站、音乐贴吧和微博等新媒体通过音乐论坛( 或音乐话语) 和音乐推荐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音乐消费者的趣味。在音乐网站上,音乐消费者是自主的,具有自主选择的自由。但他或她在履行自主性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受到网络上的其他音乐爱好者的影响。匿名的音乐爱好者通过音乐论述和分门别类的音乐精选和推荐的方式,而影响潜在的音乐消费者的音乐趣味和偏好。

 

冷夏说: “我会因为[音乐网站的]排行榜去听歌……但是我会根据自己口味筛选。”( 05 -冷夏) 裴笑也说:“欧美的歌我大部分都挺喜欢的,包括那种什么音乐榜我都会看,然后榜上的,我一般也会下载来听。”( 02-裴笑) 朱瑜告诉我们: “我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找歌,比如说会去找榜单,然后从一个歌手去找与他那个风格类似的其他歌曲,然后这样子听。”( 06 - 朱瑜) 除了音乐网站,音乐贴吧和微博也是获取音乐动态的渠道。“[通过]一些歌手的贴吧和微博之类的,可以很及时了解到这些歌手的动向。”( 08-康晖)


六、结论与讨论

很显然,在中国,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布迪厄意义上的文化消费趣味的纵向传递机制,即趣味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在建国以后发生了断裂。当今的 85 后对外国流行音乐的欣赏趣味,既不是从父辈( 60 后) 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借助父辈的经济资本来就读贵族学校而获取的,而是在家庭和阶层因素之外获得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由于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 初级社会化) ,既因为国家意识形态管控的原因而没有机会接触外国音乐的机会,也由于英语教学不正常而使得他们未能掌握好英语,缺乏听懂外国歌词的能力。他们的音乐趣味体现在喜欢表达集体情感的中文歌曲。在总体上,他们缺乏对外国音乐的兴趣。显然,他们的子女对外国音乐的兴趣,无法用纵向的趣味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来解释。

 

在纵向的文化趣味的阶层-家庭传递机制断裂的情况下,85 后这一代人的音乐消费趣味主要不是从父辈那里继承的,而是从家庭与阶层因素之外获得的。他们的音乐趣味体现为喜欢听欧美和日韩的表达个人或私人情感( 如情爱) 的流行音乐。这种在家庭和阶层之外获得音乐趣味的途径,可以称为“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它主要包括英语学习制度、同辈分享群体的互动和网络媒体与音乐网站( 网络分享机制)的影响作用。趣味的横向分享型扩散机制超越了趣味的纵向传递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何以在中国,人们的音乐消费趣味与阶层地位并不对称。


(参考文献、脚注省略,可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查看全文)


(责任编辑: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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