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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红歌产生的联想 ——革命意识形态与崇高审美的捆绑

月光祖母紫膺的疗愈空间 2018-09-19 10:48:29

电影《芳华》剧照

一首红歌产生的联想

——革命意识形态与崇高审美的捆绑

紫膺/文

一时兴起,录了一首《英雄赞歌》,保存的时候才发现是“那位可怕的红歌天使”王芳的春晚版,吓得没好意思发布。

不可否认的是,这首经典的红色歌曲令我感动。当我听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这样的歌词时,心灵里“崇高”的那根心弦自然而然被击中了。

然后,有一个问题来了:作为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女巫的现代女性,为什么会被五十多年前的红色歌曲打动?一般来说,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只停留在我父辈们的大脑里,与我没什么关系。

这首歌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是文工团团员王芳纪念英雄哥哥王成所唱,为的是鼓舞前线战士士气。这里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歌要由女文工团员来唱,鼓舞的是男性战士;如果唱歌的换成一位男性,效果要差很多。老电影《英雄儿女》中这种意味并不明显,但在《芳华》中,将林丁丁的演唱换成一个男人试试?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革命”语境造就了艺术表达管道的单一和狭窄,艺术和文学作品几乎只能表达对祖国、政党、阶级、集体的情感。这里包含着一种尝试:抑制较低脉轮的情欲性情感,并将其升华至较高脉轮的高级情感。《英雄赞歌》是少数的在审美上获得成功的作品,大多数都失败了。

从分析《英雄赞歌》入手,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这种尝试会大面积地失败。首先,这类对崇高情感的表达仍然是基于第二脉轮情感的表达。“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即便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也能感到这句气势磅礴的歌词违背了我的一些真实感受。在死亡面前,我方的勇士和敌人不会有什么区别,肉体都会化作泥土。真正产生区别的是二者在精神方面的“敌我”之分。

“敌我”只能产生于非个体的人的意识发展阶段,也就是第二脉轮所属的群体阶段。此时的人,感到的是我是家庭、家族、集体、国家的成员,我待在这个集体里是安全的,如果我能为这个集体做出贡献,干掉敌人,保障这个集体的安全,那我会成为“勇士”,我被认为死后会化为金星。这个荣誉是对我人生的最大肯定。另外,在精神层面上认为“敌人腐烂化泥土”,是鼓励集体勇士为集体献身的引诱。倘若这个人认为,敌人腐烂也会化金星,或者自己腐烂也会化泥土,Ta对是否要成为集体勇士就会产生疑虑。因为此时,Ta的个体性显现出来,Ta迟早会意识到,敌人和Ta是一样的人。

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其他人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时,Ta就再难痛快地向他人,向集体之外的人举起屠刀。Ta开始意识到,Ta舍生忘死保卫的不会只是单方面的和平,而一定会是所有人的和平。

所以,一个真正崇高的人,会是反战的。他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意识到一个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开始,再到意识到其他人也有同等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再到超越并包容个体的后集体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并不是完全是对立的两端,前集体主义和后集体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不幸的是,当代中国相当多的人还处于前集体主义的心灵状态,只能作为集体的成员存在,只能在国家、民族以及其代言人的宏大象征中寻求价值感和荣誉感,他们不知道个人,更不会知道后集体主义的爱。

第二,这首歌产生的背景是:将所谓的高级情感和低级情感对立起来,整个社会力图保留高级情感,根除低级情感。低级情感是指下三轮的情欲化的个体性情感,这类情感被认为是粗俗的、庸俗的。有了这种全社会的“去低级情感化”,才有了电影《庐山恋》中,男女表达爱情之前要先说“祖国,我爱你”的可笑场景。

实际上,情欲化的情感是健康的人的心理机能之一,并不会被根除,只能被压制、压缩、变形,以另一种方式,在其他的场合出现。如果真的在艺术作品中根除了这部分内容,那么这个作品会彻底地失败,因为它失去了人所存在的土壤。反之,那些能够巧妙地将情欲化情感融入崇高审美的艺术作品,更容易取得成功。比如《英雄赞歌》。林丁丁在前线的男性士兵面前演唱这首歌时,她唤起的不仅是后者对宏大的抽象集体的热爱,同时唤醒了对生命(此处以女性来象征)本能的热爱。这种情感是饱满的,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可以恰到好处地激励集体勇士为集体献身。


另外,女歌手演唱这首歌曲,也可以激活男性内在的阿尼玛,激起男性成为英雄的渴望。第二段歌词“地陷下去独身挡,天踏下来只手擎。两脚熊熊趟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这是对男性—自我—英雄的描写。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受无意识大母神束缚的意识,只有救出被大母神囚禁的无意识女性—阿尼玛—公主,才能获得自我,成为英雄。自我的诞生和成熟是一个英雄之旅。阿尼玛既是英雄之旅的诱因,也是英雄之旅的帮手。投射到现实世界,意味着每一个男人在其自身阿尼玛(显化为外在的某个女人)的帮助下,都可以做自我的英雄。

在这首歌的语境下,男战士的阿尼玛被激活后的自我,与集体主义情感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成为战斗英雄,为集体献身。

倘若要用男人来激励男人,就不能用这种作品。这位男文工团员需要用兄弟情来唤起集体勇士的荣誉感。然而,这种兄弟情的唤醒在战士内部就可以完成,文工团员的本质是女性化的,无法行使此项功能。

后来,这种革命化的审美衰落了,不过带来了两个有趣的后果。首先,它塑造了整整两三代人的情感机能。这些人的情感表达渠道变得单一、扁平。虽然广场舞既扰民,也无甚美感,但这是那一代人为数不多的情感表达渠道,这些人通过跳舞,可以一定程度地维持身心健康。前几年,我还看到有报道说,一些精神病院用唱红歌来治疗精神病,效果不错。原因也是如此。因为唱红歌给了精神病人疏导情感的渠道,而红歌是那一代人唯一的具有审美意味的表达情感的渠道。

另外,当意识形态将崇高单一地和那个时代可怕的象征,比如国家、集体、阶级、民族捆绑在一起时,一旦这个意识形态没落了,崇高就会成为人性化的敌人。同理,当国家、集体、阶级、民族等象征物更多地与虚假的崇高捆绑在一起时,这些象征也会成为人性化的敌人。

革命意识形态被消解后,新一代的人面临一个困境:找不到新的崇高审美。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将心灵中对崇高的需求投射到国家这个象征物上。此人所在的行政意义上的国家,早已无法承担起这个心理功能。

黑鸭子版的《英雄赞歌》,革命意识形态被消解,崇高不再

然而,崇高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缺少崇高的人性只能停留在动物的层次。近几十年,中国人从外来的和内部的历史、宗教、文化等精神领域寻找新的崇高审美,这种自发的尝试不断,虽然尚嫌零碎、散乱,但已经在细微之处顽强地生长起来。然而,正因为这些尝试尚缺少整体性、普及性,可以预料的是,今后几代人的身份迷惑仍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