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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拼图 |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之《嚎歌》

历史拼图 2018-12-05 15:44:29

本篇主要讲述了文革中最荒唐的一首歌曲《嚎歌》的起源、流传、影响以及对于原始作者的考证情况,十分详尽。


文革名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收获》1997年第3期)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作家文摘》106期)

当时是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分管“牛鬼蛇神劳改队”的红卫兵头头刘东,在《亲历者的见证》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关于《嚎歌》的回忆:

说起《嚎歌》,我至今记忆犹析。那是革命小将们的创造,成为“牛鬼蛇神”每天必唱的歌儿。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北京四中“八四”事件后不久,有一天我刚踏进小食堂,就听见一阵类似号叫的歌声。只见“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面对挂在墙上的一纸曲谱,由一位音乐教师教唱,教一句学一句。那位老师手持小木棍,不时提醒大家,必须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在座的“牛鬼蛇神”中,有的表情麻木,有的神色恍惚,但有的居然摇头晃脑,打着拍子,自我陶醉一般。周围站满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人。……

学得最快的是刘铁岭副校长。他平时就爱歌唱,“文革”前,他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大家高歌一曲。谁也没想到,刘校长的爱好在“劳改队”派上用场。老师没教几遍,他就会唱了。于是自告奋勇为大家做示范,他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歌声既嘹亮又有节奏感。他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似乎在证实自我赎罪的真诚与信心。而学唱《嚎歌》最不合格的是杨滨,她天生五音不全,唱来唱去总跑调儿,与其说唱歌,倒有点像在念经。

从这一天起,《嚎歌》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任何一名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令其唱《嚎歌》取乐。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此提出异议,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时至今日,有时我闭上眼,就会浮现学唱《嚎歌》那一幕,还有那像哭一样的歌声。(《暴风雨的记忆》190—191页)

同是北京四中学生的印红标则记叙了当年红卫兵教唱《嚎歌》的另一细节:“第一句是‘我是牛鬼蛇神……’红卫兵教唱:‘你是牛鬼蛇神’,学的人要唱:‘我是牛鬼蛇神’,无奈其中每句都有‘你’和‘我’的转换,心力交瘁的老师一不小心就会跟着唱成‘你是牛鬼蛇神’,少不了招致斥责和拳头。”(《暴风雨的记忆》278页)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叶永烈《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199页)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王友琴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说:“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5页)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却有另一个说法,他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说:“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不能忘却的纪念》,载《荒煤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2页)

周巍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如果陈荒煤的回忆无误,那么这种强迫一个老干部、老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不过,一个老作曲家会这样做吗?周巍峙的儿子周七月感到怀疑,并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考证,他从他父亲周巍峙的日记中查到,他父亲是在1966年“八一八”之后才被通知进文化部“大庙牛棚”的,而在那之前《嚎歌》已经流行,显然就不可能是周巍峙在文化部“大庙牛棚”里才奉命创作的了。周七月回忆:“我父亲关于《嚎歌》的记忆是这样的:有一天,部里的造反派和外单位的人来到牛棚,给我一张纸,让我教大家唱‘牛鬼蛇神歌’,因为牛棚里关了那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人懂音乐……”(周七月《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载photo.blog.sina.com.cn/julydesignerwww.july-chow.com周七月博客)周巍峙的这个回忆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教唱”后来被误传成了“创作”。只是其中提到的“部里的造反派”一说不大准确,因为在1966年8月6日文化部文革小组才决定从各单位逐步撤出工作队,撤出前建立临时党委、院(团、社、厂)务委员会,并由领导提名成立革委会,工作队撤离后仍留驻个别“联络员”“听取群众意见”。此后,文化部所属大多数单位原工作队负责人(多为军人)进入领导班子成为“代职干部”。8月7日,文化部召开“黑帮”集训班全体大会,文化部代理部长、党委书记萧望东讲话称“不彻底清除黑线不收兵”。直到9月8日,在文化部所属单位任“代职干部”、“联络员”的军人们才撤离。10月8日,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部分学生到文化部“造反”,批判部党委和部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9日,文化部机关贴出第一张批判文化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派大字报。(《建国以来文化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纪要(1949—1967)》初稿,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编印,1967年6月)因此,在周巍峙所说的那个时候,文化部的“牛棚”实际上还是在部党委和部文革小组的掌控之下,造反派尚未出现,来指令他教唱《嚎歌》的应该不是造反派而是部党委和部文革小组手下的“左派”。

周七月还在文章里提到了有关《嚎歌》曲作者的另一种说法,是刘辉宣(即后来写了著名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家礼平)告诉他的:“那时他是北京四中老兵合唱团的。先唱《长征组歌》,后来又筹备唱《红卫兵组歌》。这个《红卫兵组歌》的曲子很拗口,不好听,也不好唱。刘辉宣就问是谁写的,这么难听。一个同学答,是北海中学的音乐老师谱的曲……这位同学还补充说,《嚎歌》的曲子也是他写的。”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350页)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了这样的说明:

下面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歌。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唱不好这支歌,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单独唱仍唱不好,强迫她抄在“改造日记”上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肯定而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

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大量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革命造反报》第16期,1967年1月18日第四版)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

显然,这首《嚎歌》是文革初期局势还在各级党政领导控制时的产物。其“版权”不应属于后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在中共历史上,像这样由当权者授意炮制一首专供“革命对象”认罪悔罪唱的歌,是有先例的。

在那场同样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失足者”阶段,大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追求革命的青年被打成“特务”,据当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受训后在西北党校任教的四川地下党干部张宣回忆,他因拒绝承认是“特务”,被逮捕关押到了延安西岭凤凰山的边区保安处监狱,从1944年开始,保安处为配合边区的“文化运动”,也为让在押人员中的某些人才替活跃机关文娱生活效力,在看守所成立了秧歌队,又叫文工队、宣传队,队员(即被打成“特务”的“在押人”)中有作家王宗元、柳风、袁静(女),诗人袁血卒,作曲家梁寒光,舞蹈家胡沙,导演晏甬等。张宣回忆:

我们的作曲家梁寒光,奉命创作一首非常斗争性、政治性、进行曲式的歌子,歌词是由王宗元、袁血卒授命领衔,在押人集体写作,经过审查批准,定名为《在押人之歌》。有的人建议改为《凤凰山之歌》,意思是一样的。我凭记忆(这个记忆完全准确),抄出这首歌的词、曲如图。

集体创作时我也在座,有的字眼经过反复推敲,以求切合“特务”、“在押人”身份。例如初稿里的“黑夜里迎着太阳”,这个“迎”字就不妥,因为它含着主动向前去的意思。改成“逢”就好了,说明是不期而遇,也就是被动地受到了“抢救”。应该说,这首歌的词曲,在为现实政治服务上是很不错的。它把一大群蒙冤负屈、饮恨度日的人,刻画得像是真正在那里弃旧图新,而且悔罪心切。歌子经上级批准,由梁寒光给大家教唱。但在押人并不喜欢这个歌,学唱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终于没有如原先计划的,由这些人“向领导献歌”。人们说:我们是被“太阳”赶进黑夜的;我们没有胜利,没有欢歌,我们从未跳进法西斯陷阱,怎么能从里面“跳出”来?我们多少年走的就是抗日救国的共产主义方向,谁能叫我们改踏什么“新的方向”,追求什么“新生”?至于“跟着共产党”,更是说不通。我们就是共产党,还能跟着谁?……总之,歌词被群众否定了,没有人唱了。像我这样欣赏并牢记这首歌至今五十多年不忘的人,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张宣老人回忆写出的这首歌的歌词是:

我们胜利,我们歌唱,在黑夜里逢着太阳。跳出法西斯陷阱,踏上新的方向。看,毛泽东的旗帜(啊)辉煌辉煌。响应他的号召,切实改造思想。积极生产,认真学习,充实新生的力量。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坚决跟着共产党,坚决跟着共产党。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前进前进前进,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张宣《凤凰惊梦——延安“抢救运动”亲历记》,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4期)

因被专政的“在押人”都不愿唱,这首歌未能流行,其影响自然就大大不如后来的《嚎歌》了。值得探讨的倒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凤凰山之歌》(在押人之歌)只有“跳出法西斯陷阱”、“切实改造思想”这样含蓄的认罪词句,那些“在押人”都拒绝唱,为什么文革中那首充斥着大量自贬自辱性词句的《嚎歌》,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们却没见有人拒绝唱,而且有的还唱得那样认真投入?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由当地革命委员会(内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已于这年7月成立)组织的专政队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专政队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当地革命委员会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选自《昨天》第21期,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之“语录歌”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之“毛主席诗词歌曲”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之“造反歌”(上)

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之“造反歌”(下)